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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见证和经历了澳门赌业的风光与龌龊、发展与混乱。2023年,他在等待一个机会,重返澳门。

  2月6日起,内地与港澳人员的往来全面恢复,澳门迎来了报复性的旅游热潮,前往赌场的人流恢复到2019年的四成半。许多人希望澳门能回复往年的黄金岁月。然而,三年疫情不仅阻滞了港澳与内地的人员流动,澳门博彩业也经历了大变动。1月18日,太阳城集团创办人周焯华(外号洗米华)被判刑18年,由此宣告了赌厅野蛮生长时代的落幕。更重要的是,在1月1日新博彩法实施后,获得赌牌的6家公司宣布,将以巨资投资于非博彩项目,并开拓海外客源市场。澳门经济为何在新冠疫情期间显出疲态?专家认为,过于单一的经济结构使得澳门难以适应经济大气候的变迁。疫情之后,澳门需要重新出发,向着经济多元化迈进。特区政府也发誓,一定要改变澳门的“赌城”形象,使之向“综合旅游休闲中心”转型。

  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采访到早年的大佬何大志。曾为澳门第一批贵宾厅厅主的他,坐拥6间赌厅,年流水额高达3000亿港元。回顾自己的商业生涯,他提及华人探长吕乐、崩牙驹等出没于香港电影和报章的江湖人物,他见证和经历了澳门赌业的风光与龌龊、发展与混乱。在澳门赌业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迁之后,何大志在等待一个机会,重返澳门。

  2022年11月的一天,我和何大志约在珠海香洲区一家平价餐厅吃饭。抽着雪茄、戴着翡翠大戒指的他,外表霸气,乍一看有点像黑帮片里的古惑仔。此时正是广东新冠感染的高峰,他刚从医院过来,手腕上还戴着进出医院的纸手环凭证,他妻子正在做心脏搭桥手术。这是我们的第二次碰面。两天之前的晚上11点,我曾在酒店大堂采访过他、司机和在赌场工作的一位女士。那天的采访很匆忙,因为没多久他住的小区就因临时管控而封闭。

  何大志称,最风光时,他曾拥有六间贵宾厅,每年流水3000亿元。锁在保险柜里的欠条,加起来高达100亿元。坊间有传闻,何大志是“何鸿燊的干儿子”,所以能拿下旧葡京地下一层的贵宾厅。但据其本人讲述,他靠的其实是姑丈的关系。至于他与何鸿燊的关系,他没承认也没否认。

  说起何家的商业传承,何大志侃侃而谈。爷爷何富云是广东惠州的大地主,从事米业、糖业及典当业,富甲一方。上世纪四十年代,为躲避战乱,何富云带着家人及三十箱黄金迁往香港,在九龙塘购入十多间店铺做生意。香港沦陷后,其街区商铺被侵华日军烧毁,何家逐渐衰落。

  何大志至今还记得父亲何景洲的话:“做人不要去打工,宁愿去街头卖花生。”在何氏家族最落魄时,何景洲在香港街市摆摊卖水果。谨记父亲的话,何大志从小便不喜欢念书。他称自己“也是读名校的(协同中学)”。但13岁起便跟在姑丈罗东城身后,每天有钱花,身边围着小弟,用他的话说,“从伯伯他们那儿吸收经验。”这位姑丈来头不小,是香港的华人探长,与刘德华主演的《五亿探长雷洛传》的原型吕乐是同事。

  何大志母亲吕曼芙是一位医生,祖辈从事药材生意。18岁那年,何大志向母亲借了8000块,做起了走私药材的生意。凭借爷爷在内地的商誉,他想办法疏通了海关。18块一斤的天麻倒手一下,可以卖到1500元一斤,100元一斤收的冬虫夏草,可以卖5000块,“一年赚了300万。”在父亲怂恿下,何大志还做过一阵小贩。他从工厂以每件10到15块的价格收成衣,再以一件70元卖出。“在油麻地,警察都不抓我。光是把衣服挂车上,一个月就能赚十几万。”因为叔叔伯伯给面子,20出头的何大志出路多,不愁赚不着钱。

  内地改革开放后,何大志在香港和澳门做布料批发生意,曾垄断80%的市场。“像陈明金、许健康都同我买过布。”他提到的两位都是来自澳门的实业家,祖籍晋江。何大志同时也在内地做成衣出口生意,“每个月有40到60个货柜运送到中东地区。”

  80年代末,因为贸易受阻、订单推迟,何大志的布料生意差不多垮掉了。他跑到泰国沉寂了两年,此后回到澳门,开了很多夜总会。说起那些名字,他如数家珍:黄金夜、吉百里、行和、中国城、富爷……不过,夜总会终究不如赌厅挣钱。了解到赌厅可以对外承包,何大志找到姑丈的关系牵线搭桥。姑丈罗东城和赌王的关系来自70年代末的一桩旧事:当时赌王在香港和澳门的居所被人放狗头恐吓,罗东城摆平了这些事,于是与何鸿燊有了交情。

  在90年代,谁能包下赌厅,相当于有了一台印钞机。借何鸿燊卖的人情,何大志给赌场“塞了近一亿的红包(相当于入场费)”,成为第一批贵宾厅厅主。当时的规则是,他与赌场三七分账(赌场赚大头)。从1960年到本世纪初,以何鸿燊、等港资为背景成立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,事实上垄断了澳门博彩业。那个年代,如果能攀上何鸿燊的关系,就等于同时获得了赌厅的入场券和护身符。

  博彩业工作人员阿妍给我讲了讲贵宾厅的来历和规矩。她是澳门人,曾在新濠博亚旗下赌场担任荷官管理主任,有十多年从业经验。阿妍一再向我申明,她工作的地方“是博企,不是赌厅”。原来在她心中,这两个名词有很不一样的含义。上世纪80年代,澳门的博彩企业完善了贵宾厅承包制度。承包者与赌厅签订合同,承诺完成一定量的赌码销售额,并从中抽取佣金。赌厅的厅主相当于博彩中介人,负责为赌客提供交通、食宿、娱乐等各种便利,尽可能拉长他们停留和消费的时间,以提高赌场的营业额。

  何大志承包的厅叫珊瑚厅,在旧葡京地下一楼。“崩牙仔被人开枪射杀的地方离我赌厅很近。”说起崩牙驹,他记忆犹新。这位澳门最大黑社会组织“14K”的头目,曾是何大志的拜把子兄弟。1998年,崩牙驹被控炸掉澳门警察司司长白德安座驾,并被捕入狱。2012年减刑释放后,崩牙驹在内地低调生活。

  在何大志的记忆中,那个年代跟黑帮片的场景类似。“太乱了,我都不想待在澳门了。”他曾经躲在酒店套房不敢上街,出入要十多个保镖守护。在各个帮派为抢夺赌厅和赌客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,何大志跑去了台湾。沿袭祖辈的行动基因,他在台湾开了旅行社,又在韩国济州岛开设了7家赌场,以旅游的形式将韩国赌业带动起来。不过,2003年SARS暴发后,韩国赌场生意非常萧条,何大志只好重返澳门,这是他第一次出走归来。

  在珊瑚厅之后,何大志陆续在其他赌场开了五个贵宾厅。他与赌场的分成也提高到四六(仍是赌场赚大头)。“那是澳门最繁华的时候,很多做娱乐的人都给我打过工。”赌场给何大志承包的贵宾厅提供了60个大套房,“指标根本用不完”。那时候他的应酬极多,朋友遍地。“天天花天酒地,一瓶酒几万块,一个鲍鱼8000元。当时根本没时间动脑筋,不像洗米华他们那么厉害。”

  洗米华原名周焯华,最初只是崩牙驹下面的小混混。崩牙驹入狱后,他接管了叠码仔业务。叠码仔是专门为赌厅拉客和洗码的人。尽管是一种非正规行业,但作为博彩中介人体系(赌厅体系)的关键一环,叠码仔是当时澳门博彩业的重要组成。除了拉客和洗码,叠码仔还做放贷或协助放贷。贵宾到澳门赌博,一般不带现金。贵宾输了钱,叠码仔必须负责将其资金从内地转到澳门。在内地,因赌博违法,赌债不被承认,因此叠码仔必须有非同寻常的手腕。在追债中他们无所不用其极,往往涉及暴力犯罪。

  澳门首任经济财政司司长谭伯源曾说,赌权放开的2002年前后,澳门的博彩中介大概有100家,叠码仔有3000到5000人,都是澳门本地人。在博彩业大发展后,叠码仔的构成逐渐多元,有香港的,还有日本、韩国的,都在各自的地区拉客。2003年开放“自由行”政策后,内地人逐步取代港澳人士,成为贵宾厅叠码仔的主流。在2015年鼎盛时期,澳门活跃的叠码仔接近2万人。叠码仔也有自己的职业阶梯,能力达到一定规模,就敢承包赌厅。2005年,洗米华创立了太阳城集团,开设了第一间太阳城贵宾厅。随着生意做大,洗米华被称为“小赌王”,一时风光无限。

  “洗米华够胆做,走火入魔,变成了巨人。”何大志自认不如洗米华大胆。太阳城集团后来发展了网络赌博,资金在全世界流动,“帮着把黑钱洗得干干净净。”2023年1月18日,洗米华一审被判18年,澳门特区政府对其控罪多达229项,包括洗米华在内的7名被告还需赔偿澳门特区政府和五间博企超过86亿元。何大志转发了这则新闻给我。在他眼里,“洗米华是垃圾。培养他的保护伞,害了澳门。”

  洗米华致富的一大手段是 “堵台底”。提起那些疯狂的玩法,何大志有些气愤。一般开赌厅要交重税,由赌厅与赌场按一定比例分担。“不法之徒进来后,台面上赌1000块,台下翻十倍,这样骗了政府骗赌场。这种人真该死!”何大志说,“最疯狂的时候,因为省下很多税,赌场也不管,相当于默认了。”这个把戏满足了豪赌客的野心,却瞒过了政府,迟早会经历扫黑风暴。

  何大志手下也有过“赌台底”的疯狂人物,名叫黄山。此人来自大陆,长得尖嘴猴腮。起先黄山是贵宾厅的客人,他也有点叠码仔的角色,从内地带来了大批豪客。见其认识各路高质量贵客,只求“搵食”的何大志,给他在贵宾厅开了VIP账户。黄山不负厅主期望,往账户里存入1亿元,替客人出筹码。眼见“赌台底”可赚数十倍钱财,不甘心只提佣金的黄山也加入了这个游戏。

  何大志说,“我吩咐手下不做台底交易。他很鬼,比洗米华还厉害,夸大自己的身份,谎报是(贵宾厅)老板,从银行贷款再拿来赌底面。这完全不是正常的澳门赌法。”黄山不断向赌客集资,并以2.5厘月息作为回报,吸引不少内地客户上当。党的“十八大”掀起了反腐风暴,澳门特区政府也开始整顿贵宾厅,打击跨境非法资金流动,内地豪客日渐稀少。黄山见大势已去,扔下一摊子烂账,逃到了境外。2014年,当警察找上门,何大志才知道黄山早已犯案。

  黄山一事,惹得何大志麻烦不断。“我的赌厅位置好,有十几张台,每个月二三十亿洗码,盈利不错。”黄山逃走后,债主纷纷找上门。前来挤兑存款的赌客,短短数日便提走了20多亿元。

  那一日,何大志正在珠海陪太太看电影,接到赌厅打来的电话。一位女客户大吵大闹,声称不见他不走。第二天何大志赶回赌厅,从地下停车场到大厅,他一路上都被打手围困。“没有100个也有50人,回归后没见过那么嚣张的。”一群人围着何大志,并拦住员工,不让他们报案。何大志也不是省油的灯,直骂“滚”。场面一度失控。这位女客户请何大志去房间内谈判,最终透露了她的真实目的。“让我把赌厅给她做,这样就没事了。”

  何大志当然不怕恐吓,转身走人。打手们既不闹事也不离开,守着贵宾厅入口,不放客人进来。“搞了差不多20天,我的生意全没了。”更叫何大志愤怒的是,他明明与澳博签了协议,安保问题一向由赌场负责,但这次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。而且赌场认为声誉受损,“还要我赔1000多万。”

  何大志不服气,反告澳博,说自己损失了8个亿。官司打到中级法院,依然是输,“说合同不合法”。直到今天,何大志的金麟贵宾厅已经空了6年。他干不过以洗米华为代表的第二代厅主,又没有其他应对方法,赌厅一间接着一间被收走。

  “我对澳门没信心了。做赌是不好,但盗亦有道。现在的赌业不同于以前,需要耍手段骗政府,这样的生意没意思。”何大志说,新加坡和日本开放赌业的历史不如澳门悠久,但管理规范,监管严格。所以新加坡在2021年超过澳门成为世界第一赌城。“学学人家吧,”何大志恨铁不成钢。

  澳门的博彩政策经历过几次变迁。澳门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盛力向我们介绍,回归之后,为打破垄断,特区政府曾引入竞争机制。2001年,第一部真正意义的《博彩法》(《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》)实施,赌牌(博彩经营权牌照)由一张改为三张,外加三张副牌,公开拍卖。20年过去,旧的博彩法存在严重滞后。盛力认为,“不论是促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,还是配合国家的内外政策,澳门的博彩政策明显是力不从心的。”

  更大问题在于,澳门经济结构单一,严重倚靠博彩收入。盛力说,“澳门是一个捞偏门的城市,博彩业自然与黄赌毒在一起,博彩产业太强大,淹没了其他行业,最高峰时占到财政收入八成以上。” 而且,博彩业的兴衰,也跟澳门与内地、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资金流动关系密切。比如,外资博彩就占澳门赌博收入的一半以上,盛力的解读是,他们的确对澳门经济做出了贡献,但也与境外不友好势力关系复杂。而中国资本不正常地向外流动,“又引起国家担心,甚至误会。”遇到新冠疫情的打击,“澳门好像做了一场梦,被打回原形。”

  何大志说,澳门经济好坏直接关系到当地百姓的生活。“十几年前,(在澳门)作服务员一个月赚5000块,派牌的有2万。现在生意不好做了。物价炒得那么高,人们供楼供车,还要养小孩,花掉一大半收入。”他希望,2023年新的博彩牌照发出来后,“大家都规矩一点,不要做害人的事,不要帮达官贵人洗钱了。”

  2023年第一天,“新博彩法”实施,澳门进入转型期。时隔二十年,政府与六大博彩企业重新签订合同。新法规定,六家投得赌牌的博彩企业“必须带头做一些有利于产业多元化的事”。博企承诺将九成投资额——共计1087亿澳门元,投资于非博彩项目和开拓开外客源市场。

  更关键的变化是,新《博彩法》实施后,中介人只允许拉客,提供基本服务,赚取设有上限的佣金。盛力教授分析说,“以后中介人招揽内地客人是入刑的,所以客源只能来自国际市场。过去,大部分叠码仔是澳门人或内地人,新政对这一群人影响巨大,他们很难再有作为。”

  特区政府的措辞是,澳门要向“综合旅游休闲中心”转型。何大志做了二十多年“娱乐博彩业”,自认其经营理念与特区政府倡导的模式一样——发展非博彩项目(旅游业、娱乐业、会展产业等)和开拓外国客源市场。自2016年失去最后一个贵宾厅后,他相当于被逐出澳门赌业。近些年,他在内地投资了文化、科技、食品等产业,也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重返澳门赌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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